女人是上帝咬过的一个苹果
好像是去年或者今年早几期的《天涯》杂志上,读了某位学者的文章,在里面知道了这句话:女人就是上帝咬过的一个苹果。这之前在《中华读书报》上还读到类似“女人都是猫科动物”的论断。似乎这样大宗谈论女人和女性话题的文章,捉刀者大都是男性,而且如果不是有感而发,肯定也会嚼如黄蜡,空洞乏味。其不知丰富多彩的世界正是男人品味女人的切身体验加上女人完善男人的美学性征同构而成的。是男人和女人相互需要,共同欣赏,通过情爱结成伴侣无穷尽的延续生命之链条,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创造和培育了多彩的族群社会和灿烂的人类文明。 在涉及美学,又涉及道德的著名的《论摄影》中,苏珊?桑塔格借1839年摄影术肇始于世这一事件结论性地指出,世上万物终结于图片,它是日常生活影像存在的确证。她说:“正是这永不餍足的摄影镜头将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困境中解放出来。摄影在教给我们新的视觉模式的同时,也在改变和扩大我们既有的观念,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值得看,什么东西允许看。摄影是一套看的语法,更是一套看的伦理。摄影业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将一种认识加诸我们,即人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当作一系列相片,纳入脑中。”
有评论说,作为一部相对“纯粹”的艺术论著,《论摄影》的着眼点在于摄影这门艺术的形式本身。笔者认为,摄影作为一种形象美学制造技术,在涉及到女性形象和女性题材时,似乎更加注重作为对摄影本身道德力量的张扬与阐释。这其中当然包括女性人体写真、生活情境、艺术表现以及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的镜头发言与记录。 我是在《似水年华》这部电视剧里知道刘若英的,我必须承认,她和黄磊,还有马来西亚的李心洁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刘若英,它提供给我关于爱情发生最初真实的人性与人情的纯粹与美好。我至今仍对剧中英的那身纯洁的白衣充满着纯真的向往和留恋,尤其是在乌镇宾馆里她和文告别时的一场戏,让我的心里好久好久荡漾着一种无法平静的伤感。因为《似水年华》,我深深地记住了刘若英,记住了那张美好纯真的面孔。
刘若英无疑是美丽的,在浩如烟海的美女们的玉照里,刘若英仍然留给我独特的向往和眷恋,她让我因为她的存在和表演以及歌唱而热爱天下所有的女人。
在这里,刘若英的名字是可以想像的,也是能够想像的,而关于她和她的特写照片更是将一种人类学和艺术创造中的美学制造变成强大的视觉符号加深了我们对女性形象和女性本身的关注和理解。“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桑塔格肯定是很得意的,而所有的摄影者就更得意了,只有观赏者,他依赖摄影者的这种“得意”很轻易地就进入到被拍摄对象的世界中去,将一种看到后的满足与愤怒变成重新看待事物的角度,进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判断,这就是那种所谓“受众的权利”。我读刘若英,她让我心中充满感动和奢望的正是她的眼睛里的纯净与辽阔。她弯弯的眼眉和轻俏的鼻型,以及清洁健康的脸部与肤色,完全带着一种征服的美丽展现出来。我对摄影术的狂热喜爱正是因为,它能最真实的表达美好(当然也具批判效力),在刘若英凝固的沉静之中,一种女性之光强烈的照亮了狂妄自大的男权社会。
女性形象在摄影中的表现欲望还在于对俗常生活的艺术干预。在这幅图片中,汽车里的女人散发出来的从容和倦意很快就抓住了我,而车窗外惊羡和赞美的氛围与簇拥更能衬托出图中人物的核心意味。我在早期读到过的一本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已经能够领会到一种“能指”的对符号本身的意义。是空间限制了女性肢体符号的张扬,但你丝毫也看不到压抑,因为一种并不刻意的优雅不断得到释放,那绚烂而性感的肉体在吊带裙和手袋与饰物的包围中充满着一种隐忍的巨大弹性,一旦她醒来,生动便获得了新的诠释。这很像电影的一个镜头,或者一幅现代油画,在一种强大的世俗憧憬和都市文化的压力面前,人物以短暂休息的姿态带给我们喧嚣中的片刻安详,不能不说这归功于拍摄者观察力的匠心。 不是说只有明星才配上镜头,今天的现实是,每个生活中的个体,都能获得或者成为被拍摄的对象,然后进入到狭小或者广大的公共视域中来,成为对语言盛宴的一种奢侈。演员孙俐的这张照片最能反映她的平民状态中一种安逸、自足和家居的快乐,一种“小女人”的心灵的惬意与心情的晴朗。这一点,语言或文字显然做不到。眼睛和耳朵的高贵就在于它们对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超越想像力的占有欲望。这就是再好的小说也渴望通过银幕来“直接”进驻人们最接近生命感官的唯一理由。语言艺术是支配着大众的想像并深刻地满足着脑垂体对文字符号的垄断的艺术,摄影与绘画对玻璃体的刺激,让人类的瞳孔疏远了对文字的亲和性,但它们也只能成为一个入口,毕竟帮助我们形成思想的还是心灵……
印度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除了等级制就是美女了。盛产美女,使印度的文明将衰老甚至死亡的速度延缓了一个世纪的时光。今天的世界,对印度的了解基本上还维持在对佛教的兴起、魔幻的音乐舞蹈以及由此派生的印度电影(流动的摄影)以及殖民地的价值观和电脑芯片上,而女性及其通过女性获得的艺术成就、族群智慧和国家声望差不多代表了今天整个印度的文化。不必举出太多的例子,印度的国宝级美女瑞卡就为印度和印度人民迎来的全世界眺望的目光。然而,与瑞卡的欧化因素相比,我还是喜欢比较淑女的印度化美女,这也许是东方文化的兼容性与共性造成的。 照相术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对摄影的了解还仅仅局限在“照片”这一单纯的概念上。我声明,我是不懂摄影的,每年我都能够从不同的渠道看到国内的一些有关摄影的报刊以及摄影展什么的,印象不过而已。我不得不说,我对常态中的人像摄影更感兴趣一些,因为从物种上来说,他(她)们与我更接近,染色体是相同的。 按我的理解,摄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非常执着,许多有志于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摄影家和摄影学者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怀旧和“恋母情结”来收获收集传统视觉符号中那些精华的部分的。比如说旗袍。旗袍是中国女性的性别符号装束,它是女性服装文化中最具特权思想的形象体现,男人是不能穿的,它提供给男人的只有欣赏。说实在的,那个发明旗袍的人(无论男女),在我看来都是值得歌颂和赞美的,但也值得诅咒。民国那个时代里,人们的思想在经受漫长封建社会的重压下自然的获得了宽松与自由,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女性和女权意识的解放与苏醒。那时候的摄影成了宣传女性解放的信息通道和广告载体,而旗袍的出现更是将女性的身体放到了公众的视野中,变成可以打开欲望和灵魂的线条。说旗袍的发明者值得诅咒,完全是因为为了满足男性道德思维里的“隐蔽的邪恶”。旗袍是对利用视觉符号对男女行为方式的诗意的沟通,就是到了现在,旗袍的这种功能还在,还是今天大部分时装无法扮演也取代不了的。 |